（本文是黎乔立最近在广州白云区作家协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女士们、先生们：
我发言的题目是：文艺和美学不能违反审美生理学。
写下这个题目，有些朋友可能认为我是哗众取宠了。不是哗众取宠，但可以说是标新立异。标新立异其实是很难“取宠”的，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文化还相当保守的环境下。
我讨论文学有个与人不同的地方，是喜欢从生物学、生理学的角度讲。因为我本来就是“审美生理学”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但我讲生物、讲生理，有些专家很不接受。
五年前我在中山大学博士导师邓教授家作客，他就问我，你解释中国古代诗歌也用生理学吗？我说“对呀”，他就微微一笑，表示很不赞同。但最近我就要写这样的文章，从生物学、生理学的角度解答中国古代诗歌的难题。比如余秋雨先生曾经提出的中国古诗的故乡情结的问题。我相信最完善的回答不提到生物学、生理学是不行的。
下面转入正题。
（一）“为政治服务”的文艺理论是违反审美生理学的
诺贝尔奖上月在瑞典首都公布了，文学奖再一次没有中国人。于是报纸上又出现一些文章，说诺贝尔奖没什么了不得，表现了浓重的“酸葡萄”情结。
但内行的人心里还是明白的，那就是，中国文学的水平离世界一流文学还距离很远。原因在哪里，原因是我们的文学其实还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政治服务”这个“金刚箍”限制了文学的发展，使中国的文学发育不良。其实，一种发育不良的文学，对政治的坏处比好处还要大。
但是，为什么说：“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是违反审美生理学？
这就要先介绍“审美生理学”了。
审美生理学是一门研究审美心理的生理背景的学科。这个学科是我在1992年出版的美学论著《审美新假说》里首先提出来的。其实，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审美心理学的研究。我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切心理学都必定有它的生理背景。这个观点，看来没有人会反对。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就必定存在审美心理学背后的生理学。
另外，从逻辑上说，文学艺术的一切活动都和审美心理有关，所以，文学艺术也必定和人的生理有关。
这样说，我的题目“文艺和美学不能违反审美生理学”这个说法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说“为政治服务”的文艺理论是违反审美生理学呢？
之所以说它违反审美生理学，是因为从审美生理学来看，文学首先是由个人生理需要才产生的行为，它首先是从个人感受出发的。从个人出发，然后接触社会，接触政治。而“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把这个“先个人，后社会”的关系颠倒了。文学的真诚就没有了，诺贝尔奖当然就飞走了。
我们很多作家，解放前写过很多有分量的杰出作品，解放后学习了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文艺理论，就再写不出好作品了。这些作家包括曹禺、巴金、茅盾、郭沫若、沈从文。我看这个已经成了一种规律，一学习前苏联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什么作家都会江郎才尽。原因就是他本来写的是自己的东西，现在写的是政治的东西。
鲁迅文学生涯也看得出这个规律。鲁迅36岁写了《狂人日记》，之后文思潮涌，写了《呐喊》、《彷徨》一系列小说。之后，参加了“左联”，翻译了苏联文学理论家卢那察尔茨基的《艺术论》和有关苏联文艺政策的文章，之后再也写不出小说了，计划写两个长篇都以流产告终。这段文学史的材料也是一个很鲜明的证据，证明“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与文学规律是不能相容的。
（二）审美生理学的基本观点
谈到审美生理学，先要谈谈我写的这两本书的奇遇。
第一本叫《审美新假说》，出版于1992年；第二本叫《审美生理学导论》，出版于2000年。《审美新假说》已经提出了“审美生理学”这个学科，而且已经提出这个学科的基本观点。但她一出版，就被南京大学的一名美学教授抄袭了。有人在《羊城晚报》把这个抄袭事件揭发出来，这位教授还在报纸上为自己辩护。最后还是南京大学出面向记者承认了错误。当时在网上引起轰动。批评那位教授的网文达到400多篇。属于当年国内学术腐败的两大新闻之一。（在百度网上打“黎乔立”可查）
第二本《审美生理学导论》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奇遇是，它没有得到美学界的承认，却在音乐界和医学界有了反响。在音乐界，它现在是研究生的参考书，在医学界，它被列为本科生的参考书。这都是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我对医学一窍不通，音乐也是五音不全的，这算不算奇遇呢？
那么，这两本书有哪些主要观点呢？
这两本书的主要观点是：
1. 人类的美感能力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它是具有生理基础的。
2. 美感是大自然对人类一种正确行为的奖励，这种正确行为就是能缓解心理紧张的行为。（这种心理紧张，在我的系统里称为“过度应激反应”）
3. 文艺的主要功能就是缓解过度应激反应。它是一个通过艺术家个人的缓解，达到欣赏者的社会缓解的过程。（此观点简称“缓解论”）
在这里，“过度应激反应”是我特有的概念，是要稍为解释一下的。
“应激反应”是生理学的概念。从生理的角度看，应激反应是一系列的机体调动能量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高等动物的肾上腺只分泌低量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的低量生产，使动物的体能与活动处于平衡状态。然而在捕食或自卫、逃跑等激烈活动情况下，为了应付紧急需要，来自感官的神经就会通过脑的信号把警报传到肾上腺，肾上腺得到指令，就会向血液释放肾上腺素。在几秒钟时间里，这些激素就把身体几乎全部能量调动起来，如果必要，还动用最后的储备。这种对付突发事件的反应，就叫“应激反应”。这一反应具有保护生命的作用，它能使人类或高等动物遇到危险时迅速聚集能量，逃脱险境；但也有危害生命的作用。动物和人都存在大量应激反应死亡的例子。因为，倘使体内调动了强大的能量而没有恰当的方式释放，这强大能量就会导致机体产生致命损伤。
有这样的例子：
动物学家在非洲草原捕捉长颈鹿。当他们顺利地把长颈鹿套住，捆绑住四条腿，载上汽车准备回程时，汽车发动机一响，长颈鹿马上倒地死亡。检查结果，是死于应激反应。长颈鹿被捕后，体内应激反应产生，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调动全身体能，目标是明确的，逃脱出来，回归大自然。但此时此景，完全没有逃跑的可能，体能的唤起无法使用，心脏肌肉在强大能量压力下撕裂，死亡就发生了。
又有这样的例子：德国一家动物园，恒河猴繁殖很快，有一天，90只平时很友好的猴子突然打起架来，等到管理员用水龙头驱散这场混战，地面上已经有17具尸体。据动物行为学家的分析，这是应激反应无法缓解的祸害。猴舍里猴子过多，互相躲不开，一分钟也不得安宁，逐渐积累应激反应一下子破坏了克制力。这里恒河猴的应激反应已经很接近人类的应激反应。它们这种反应比其他动物更多地进入种内斗争，这种情况与人类很相似。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人类社会高密度集结，我们会不会产生恒河猴一样的应激反应？——会。而且更严重。我们人类想象力强，猴子只会因为眼前的敌人紧张，我们还会想到外国的恐怖分子，会想到外国的核武器。外国留学的孩子打一个电话，可能会使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这都是可以致命的应激反应。
那不是很危险吗？
——是很危险。但大自然造就了这种危险，也必然会造就某种解决危险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缓解性行为”。
动物行为的研究者注意到，对于不利生存的过度应激反应，高等动物已经从先天或后天的角度发展出相应的对策。
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兹把高等动物这种缓解过度应激反应的行为称为“转向攻击”行为。洛伦兹发现，当一个动物为进攻而接近另一个动物时，随着距离的接近，它注意到这敌手过于可怕，但它却无法抑制已经发动的进攻，就只好向一些无辜的旁观者发泄，甚至转而进攻一些无生命的替代物，比如石头之类。这种情况在猩猩、狗、猫等许多动物的生活中都可以观察到。
洛伦兹是动物行为学的开山大师。他研究的“转向攻击”行为已被推广到人类行为的研究上。
我在这里作出的补充主要有两条：①洛伦兹说的“转向攻击”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缓解过度应激反应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是释放由于过度应激反应而积存在机体的具有破坏性的能量。②人类的智力远远高于任何其他高等动物，能在危险远未出现时发生应激反应，因此人类过度应激反应的危险也比其他动物大得多。要缓解这样深重的应激反应，人类就必然会发展出特殊的行为，这种其他动物都没有的行为就是文学和艺术。
文学和艺术就是为了缓解过度应激反应而产生的。人类学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人类学家考察过很多原始状态的民族，发现不论这个民族有多原始，他们在生活中都有文学和艺术。文学，就是他们的神话；艺术，就是原始的歌舞或绘画。
既然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缓解，那我们从事文学创作，就向缓解过度应激反应的方向努力就对了。这就是我的文学观，也是审美生理学的文学观。
——这些观点在我的两本书里都经过复杂的论证，在这里就不可能详细讲了。但作家在生活和创作中遇到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难题，是可以从我这几个观点上得到解答的。
有位年轻作家跟我说：作家最怕的是没有灵感。有人说灵感在咖啡厅可以找到，有人说酒后出灵感。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好像都没有用。
我的回答是：你的不幸的原因是你太幸运了。
这话怎么说？这是因为，文学既然是应激反应的缓解，那么，文学灵感的前提就是要有应激反应。什么是灵感，从审美生理学的角度看，灵感就是在作家想象到某种文学形象时，这种文学形象带来的应激缓解的愉快感。没有应激反应又何来反应缓解的愉快？
我们常说文学是“源于生活”，这句话是太笼统的。文学应该不是源于生活的享受，而是源于生活的苦难。这位年轻作家的“不幸”，是在于生活太优裕，太没有苦难了。
生活好的人就不能从事文学创作吗？——不对，生活很好的人也可以从事文学创作，但他搞的只能是轻文学。几年前，我们的文学界出现一种“小女人文学”。那一批年轻的女作家都属于“有闲阶级”，很喜欢写散文，都是写些小感触，开开门写一篇散文，拉拉手写一篇散文，摸摸头又一篇散文。这也是文学，但这种文学生命力不强，很难震撼人心。
又有人问，杜甫生活很苦，诗歌写得好，但李白生活不是很好吗，李白写诗也一样好，为什么？
我的回答是：整个唐朝的文人都是艰苦的。这里主要讲规规矩矩读书做官的人。隋唐开始科举取仕，读书人有了出头机会，应该是一种幸福。但千山万水地去考试，然后万水千山地去做官，这个容易吗？李白也有很多挫折，研究唐诗的人搞不清而已。比如，李白的家乡在哪里，他为什么老不回乡，他的家庭情况怎样，其实都不很清楚。但另一个大官白居易，还有苏东坡，都是贬谪了之后，才诗名大振的。
所以我劝告各位，如果真想在文学上走得远一些，就不要“官瘾”太大了。当当“公务员”多点体验是有利的，但仕途太顺就不利了。你们文学上假如成就还不大，原因不是生活太不顺利，相反，是受苦还不够。
相反地，你如果是生活很多挫折的人，你应当看到自己存在某种优势，因为对于作家，苦难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有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跟我说：我们联系过很多年轻作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发现他们大部分在单位里属于淘气分子，和领导相处不好。
我的看法是，这些年轻作者之所以显得“淘气”，原因是他们在生活中感觉比一般人敏锐。感觉敏锐的人特别容易感受到应激反应。他们比别人情感的需要更多，自尊心也更强，更容易受伤。这些特点，其实是成为作家、艺术家的潜在条件，但这种气质，会使他们更不容易适应现实生活。然而，同样的原因，又使他们更容易发现理想、追求理想。据我所知，很多大作家、大诗人年轻时都很捣蛋，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和普希金青年时代就是捣蛋鬼。所以，我们在坐的文学青年，如果和单位领导合不来，也没必要太紧张。
（三） 对国内美学传统派的批评与对国内外美学家、思想家的继承
一. 国内传统派的思想及其缺陷
这里说的“传统派”，指的是建国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美学界的主流思想。
可以说，建国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美学界对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什么是艺术，艺术有什么主要功能等等的理解充满了错误。我在大学里学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大部分都是错的。
如果要当艺术家、作家、诗人，千万不要相信这些理论指导。
你宁可相信鲁迅。尽管现在的中学生不喜欢鲁迅，尽管鲁迅也有很多缺点——他的调子太冷、太阴暗，但他是个讲实话的人，光这一点，就比现当代很多对中国美学中国文艺有重大影响的美学家理论家要好。
比如中国美学家一直崇拜的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最主要的美学观点很简单，就是：“生活就是美”。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能活过来，你可以质问他：把你送上绞架的生活也是美的吗？我看他一定无法回答，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是被沙皇绞死的
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美学权威蔡仪说“美是客观的”，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们只能说美是“有客观性”的。有人找到一张香港选美冠军的照片给蔡仪看，非常客观，但一点不美。那是一张用电子显微镜拍的照片，脸上的皮肤很像月球的表面，很多高山深谷，可以看到巨大的石头，那是美女搽的粉。应该说这照片才是客观的，我们平时看到的美丽的港姐其实是不准确的、带主观成分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流行形象思维论，认为艺术的特点就是用形象来思维。这个说法是从俄国的别林斯基那里移植过来的，应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强调过头又不行了。因为音乐有很多无标题音乐根本就没有形象，纯粹就是一种情绪的流动。而且心理学家也提出不同意见，因为人类有一种形象思维一点都没有艺术性，但却完全是用形象来思维的。比如侦察兵的思维、木匠的思维就是。又比如，你想比较一下上班的两条路的远近，在你脑海里就会出现两条路的形象，你会一段一段地比较，结果得出一个结论。这种思维方式所有人都懂得，它也可以叫形象思维，但如果用这种思维进行艺术活动，那样创作的艺术品就只能像白开水，把它当酒喝是千杯不醉的。
国内传统派美学中既顽固又保守的是反映论美学。
“反映”，在认识论上没什么不对。但把它移用到艺术上或者文学上就非常错误。
这个错误首先是前苏联的一位领导人造成的。这位领导人有一句话：“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过去我们受政治影响，把苏联来的东西都不加思考地接受，现在回头想一想，苏联的东西其实很多是做错了的。
首先只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和著作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他这人是最不赞成暴力革命的。托尔斯泰一句著名的格言是“道德拯救人类”，还有一句叫“勿以恶报恶”。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复活》。《复活》的男主人公涅克留道夫年轻时玩弄了姑妈的养女玛斯洛娃。玛斯洛娃因怀孕被姑妈抛弃，后来成了妓女，多年后因受欺负时失手杀了嫖客。被捕受审。这时涅克留道夫当了公爵，参加陪审团审到这个案子，他良心觉醒了，强烈要求轻判玛斯洛娃，而且要求和玛斯洛娃结婚，还跟她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思想，就是道德拯救人类，一点革命的成分都没有。
而且“反映论”发展出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是提倡说假话。因为它主张反映“社会本质”，反映主旋律。就是社会很落后的时候你都要写它很进步。我刚读到的一本2007年出版的高校文艺理论教科书就仍然保留这样的观点。
反映论这面有问题的“镜子”因为“本质论”而变成了一面假镜子。
在座很多朋友会在中学时代学习过杨朔的散文，他的《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
这些散文都写在六○、六一年。正是祖国大饥荒，千万人饿死的时候。
但在杨朔的散文看来，当时的祖国比今天的祖国还美。他好像每天都在宾馆生活。《茶花赋》说：“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砂，画一朵含露乍开的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祖国的面貌？”《荔枝蜜》写：“吃着这样的蜜，你会觉得生活是甜的呢。”——如果杨朔今天还活着，我会问他：你怎能对广大受苦的人民如此冷漠？你还有没有一点艺术的良心？
二. 国内外美学家、思想家对我的影响
国内对我影响最大的美学家应当是已故的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属于中国美学界的先行者。他的《文艺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是我最初学习美学的启蒙书。
改革开放后，卓有建树的美学家还有李泽厚先生。他在与朱光潜反复辩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积淀说”。认为人的美感虽然属于感觉，但这种感觉包含了无数理性的“积淀”。这一观点，对我的美学思考向深层发展曾经起过作用。
更直接对我产生影响的有三位先行者。其中两位提出进化论美学观的是人大教授刘骁纯、华东师大教授汪济生，还有引进艺术的巫术起源论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狄。
另外，必须提到的是我已故的大哥黎乔桂。他属于在十年动乱时代就敢于批判反映论的吃螃蟹的人。是他介绍了我阅读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新翻译的一批美学名著。其中有：
符号学美学的代表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
格式塔美学的代表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和《视觉思维》；
另外，我能提出“审美生理学”，应该说是建筑在两个巨人的交叉上：一个是达尔文，另一个是弗洛伊德，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伊德、荣格的深层心理学，成为了我理论的基础。但我大哥给我一种信念，就是学习名家的同时，要敢于批判名家。所以，对以上提到的名家，除了达尔文，我是都有我的批评。
一位广西大学的教授读了《审美新假说》的手稿后，加了一句批语：“荣格能这样说，你也能这样说吗？”这句话，很能代表中国学术界的保守学风：权威动不得。
我的讲话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200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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